我知道我是谁
——在中原作家群论坛上的发言
本届论坛的议题是“坚守与突破”，这个议题很好，有着宽广的讨论余地。让我为难的是这个论坛的论字，因理论功底浅陋，一碰到需要开论的地方我心里就有些打鼓。我习惯了只说自己感到的东西，一开口愿意联系自身的实际。联系的结果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，真的，我在坚守和突破两方面做得都不好。
先说坚守。以我老家的房子为例。母亲病重住院时，我家的房子地基下沉，墙体开裂，母亲很不放心。母亲说，等她一走，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就保不住了。我和弟弟决定，把老家的房子重新翻盖一遍，把起脊易损的瓦房盖成了坚固的四间平房。我还一再向母亲承诺，以后我每年都会回老家的房子里看一看。我一般是在春天的清明节前和秋天的农历十月一日之后回去，夏天和冬天很少回去。可怕的是那些极具侵略性的野草，趁我们家无人看守，它们每年夏天都在院子里汹涌地疯长。有一种蹿上跳下的涩拉秧，甚至把门前的石榴树都缠绕覆盖住了。我先是把看房子的任务托付给嫁在邻村的妹妹。每年夏天，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要给妹妹打一个电话，让她把院子里的野草薅一薅。我老家的村庄叫刘楼，妹妹每次回到刘楼我家的院子里，都会薅出好几抱各种各样的野草。后来，我妹夫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妹妹随妹夫到城里去了，妹妹不能再替我薅院子里的野草。我只好把薅草的事托给我大姐。大姐的儿子在城里开诊所，为了帮儿子照看孩子，今年秋后，大姐也到城里去了。我还有一个二姐，二姐的婆家在邻省的安徽，离我们的老家远一些。加上二姐的女儿正在浙江读研究生，二姐的女儿生下孩子刚刚满月，就完全交给二姐喂养。就算我给二姐打电话，二姐也分身无术，无暇他顾。这次开完会后，我打算顺便回老家看看。不难想象，当我推开我家院子的大门时，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定是遍地荒草、层层枯叶，让人伤怀的景象。我敢说，若是我母亲还活着，她一定会把我们家的房子和院子守护得好好的。母亲不在了，老家的一切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荒芜样子。
当然，我明白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坚守不是房子和院子意义上的，是文学意义上的。文学意义的坚守，坚守的应该是一种理想，一种信念，一种信仰，一种文化传统，或者是一句诺言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讨论的坚守不是物质层面上的，而是精神乃至灵魂层面上的。那么，我刚才说的关于房子的话是不是跑题了呢？好像并没有。社会的变化，科技的发展，人口的迁徙，财富的流转和积累，环境的污染，以及土壤成分的化学化，等等，的确给我们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我们伤悲，我们焦虑，我们左顾右盼，神色犹疑，如同我们守不住自己的物质家园，好像连精神家园也快要找不到了。在强大的物质主义时代，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坚守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严峻的考验。对这一点，我们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。这次讨论无疑对坚守是一个强调，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响亮的提醒。
再说突破。以我们村的苇子为例。在大约三十年前，我们村的苇子长得特别旺盛，被村里人说成是我们村的好风水。当年为防土匪，我们村子四周都挖有护村坑，坑的水边和岸上都自发生有苇子。春来时，紫红的芦芽纷纷射出，像一根根箭镞，直指天空。到了夏天，成了阵势的苇子黑苍苍的，树林一样遮住了村庄。长鞭似的芦根在地下蔓延，芦芽的突破能力非常强劲。如果待发的芦芽上面有一块砂礓，长出的芦芽会刺穿砂礓，并把砂礓举起来。芦根若是延长到人们居住的屋子里，芦芽会从床下的硬地里钻出来，乍一看往往会以为是一条挺起颈部的蛇。后来，或许是为了挖坑泥积肥，或许是为了修大寨田，我们村的苇根都被挖了出来，白色的苇根变成了锅底的柴火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村的苇子就败了，所谓好风水再也无处寻觅。
我们村的苇子给我的启示是，任何突破必须有一个基础，必须有一个根。根植大地，吸收了足够的能量，才有可能突破。如果刨去了根，突破就无从谈起，就是一句空话。苇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，任何突破都有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就是向上，向上。我们立足的是大地，仰望的是天空，突破的方向也是天空。我们从实的地方出发，向虚的地方突破。这些年来，回顾自己的创作，我意识到影响自己突破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务虚的能力不够，没有很好地处理小说创作中实与虚的关系，小说写得太实，不够空灵、飞扬、飘逸、悠远和深邃。有时我悲观地想，也许这一辈子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了。
有人说我低调，我能听出话里面的善意。可实在说来，这正是我的局限，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你本来就不是一个高人，你给自己定的调子只能是低调。如果我唱起高调来，那就不是我了。好在我知道我是谁。
我是谁呢？我是我母亲的儿子。母亲虽然不在人世好几年了，但我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还一直在高空注视着我。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宗教，我的一言一行必须经得起和对得起母亲的注视。我是我妻子的丈夫。几十年相随相守，我和妻子的缘分是今生今世最大的缘分，我有责任使妻子得到安宁和幸福。我是我女儿和儿子的父亲。他们接过了我的遗传基因，将使我的生命得到延续，我对他们感恩。过去我们只强调子女要对父母感恩，我认为父母也要对子女感恩，感恩之情是双向的。我还是一个普通劳动者，知道人活着就得干活儿，只有干活儿才有饭吃，才快乐。我没有过多的希求，希望干活儿的能力保持得长一些，多出一些活儿。
走在回家的路上
——在第二届中法文学论坛上的发言
我没有去过法国，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与法国的作家朋友在文学创作方面交换看法。我的双脚虽没有在法国的物质世界有过半刻停留，而我的心灵却在法国人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进行过多次漫游，有时甚至流连忘返。法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名冠全球的大作家，他们的名字如他们的作品一样永垂不朽。我粗略回忆了一下，我至少熟读过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左拉的《萌芽》、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、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等等。这些作品让我得到艺术的享受，情感的滋养，眼界的拓展。在我的想象里，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国界的概念，他们像我的朋友一样，一直生活在我的阅读记忆里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就会陪伴着我，我对他们心怀感激。
我高兴地看到，新一代法国作家朋友，带着你们的新书，微笑着向我们走来。我张开双臂，热诚地欢迎你们，对你们行拥抱之礼。你们的书我可能还没有读过，这不要紧，我相信会有机会读到。我们这次聚谈之后，我读你们的书，愿望会更强烈，读起来也会感到亲切一些。
我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出版的也有几篇，比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的单行本，还有短篇小说《过年》《灾变》《秋风秋水》等。不管法国的作家朋友看没看到过这些小说，我都为我的小说能在法国出版感到荣幸。有的法国作家朋友也许看到过由我的小说《神木》改编成的电影《盲井》，但小说归小说，电影归电影，小说和电影是两码事。
如果把小说和影视的关系作为一个议题，也是可以说一说的，今天就不多说了。这次中法文学论坛的题目有好几个，我选择的题目是“文学家庭社会”。在这一组相互关联的词语中，我最感兴趣的是家庭。回顾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将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，我以为相比文学和社会而言，家庭的重要作用应处于源头或核心的位置。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家庭中人，或是从家庭里走出来的人，无不打上家庭的烙印。我们继承的基因是家庭的遗传基因，我们受到的教育首先是家庭文化的教育。肯定是先有了男人和女人，有了男女结合组成的家，有了源远流长的家文化，然后才有了文学。放在社会里来说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。社会最广泛的组织形式是家庭，不是什么党派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不是国家，而是家庭。用西方哲学家马克思的话说：“家庭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家庭的体现，它反映了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结成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。有健康的小社会，才会有健康的大社会。社会的毁灭从家庭的毁灭开始，社会的重建必须从家庭的重建开始。
既然家庭与文学及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，既然如同风绕不开树一样，文学也绕不开家庭，一些作家就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生发点，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体系。我国最著名的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，就是从一个贾姓大家族的家庭生活写起，以一帮年轻人青春时期的爱情为主要线索，上至皇家，下至平民，并涉及到利益共同体中的薛家、王家、史家其他三大家族，一步一步接近了文学的本质，最终构建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世界。巴金的长篇小说干脆以《家》命名，通过一家三个兄弟间不同性格、不同追求和不同命运的冲突，叙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较量；以一个封建大家庭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，概括了中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那一段历史。还有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作品、戏剧作品，都是以家庭作为舞台，展开情节和细节，上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间活剧。家庭虽小，对于文学来说，却是得天独厚、大有作为的好地方。
家庭以血缘为特征，以亲情为纽带，我们的安全感、宁静感、幸福感，多是从家庭里得来的。我们在外边跑累了，只有回到家里才能安静下来，得到休息。我们在外边受了委屈，只有回到家见到亲人，眼泪才会尽情涌流，才会得到抚慰。我们在外边受了伤也是一样，往往会选择躲在家里擦干血迹，再投入新的生活。我曾听一个作家朋友讲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他一回到家，就把衣服全部脱掉，脱得一丝不挂，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。他儿子说他是个野蛮人。他辩解说，那不叫野蛮，那叫自由。出门在外，他必须穿上衣服，戴上面具，只有回到家里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。这从另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，相对封闭的家庭也是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许多秘密的事情都是在家庭帷幔的遮蔽下发生。我们通常说秘密发生在黑夜里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有的家庭比最黑暗的黑夜还要黑。我们只有轻轻撩开家庭帷幔的一角，才有可能探寻到赤裸的人性和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。在那些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人世间最深刻的爱，同时也有可能看到最深刻的恨。托尔斯泰在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里一开头就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相似的肤浅的幸福历来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，文学所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迥异的深刻的不幸。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杀常常让我们惊心动魄，目瞪口呆。还有一个战场是在家庭内部。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弥漫，尸陈遍野，有时却更能触及人类的灵魂。因为发生在家庭以外战场上的战争是肉体与肉体的搏斗，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才是灵魂与灵魂的厮杀。
当然，也有的文艺制品打着革命的旗号，故意与家庭拉开距离，甚至是反家庭的。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八个样板戏，戏中的人物，特别是英雄人物，几乎都是独来独往，没什么家庭背景。好像一和家庭沾上边儿，就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，革命就不彻底。其中只有一部《红灯记》涉及到了家庭，在那个家庭里，爹不是亲爹，奶奶也不是亲奶奶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家庭。
话说到这里，该说一说我自己的家庭了。母亲与我父亲结婚时，抗日战争还在进行。我母亲的家乡被日军占领了，而父亲作为冯玉祥部下的一个下级军官，正在母亲的家乡进行抗日。母亲为了寻求保护，也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袭扰，就嫁给了比她大16岁的我的父亲。母亲和父亲生有六个孩子，三女三男。父亲1960年去世时，母亲36岁，我才九岁。我们兄弟姐妹尚未成年，父亲就撒手而去，把六个孩子都留给了母亲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我母亲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。生产队为了让我母亲多出工，多挣工分，就让我母亲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儿。是困顿生活的逼使，把身体并不强壮的母亲变成了一个男劳动力。和泥脱坯，摇耧撒种，犁地耙地，挖河筑堤，凡是男人干的活儿，我母亲都要干。初春，队里的麦草不够牲口吃，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，为牲口捞水草。在大雪飘飘的冬季，妇女们都不出工了，在家里围着火盆做针线活儿。我的母亲还要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和男劳力一起用大抬筐往麦子地里抬雪。母亲和男劳力干的是一样的活儿，拿的却是最低的工分。我们家分到的粮食总是很少。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都能有点儿东西吃，不敢求吃饱，只求不被饿死。村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也夸海口，谈理想。我记得一个小伙伴最大的理想是：我要是当了毛主席那么大的官儿，天天吃白馍蘸蒜。我吃过多种野菜，多种树叶，还吃过榆树皮和柿树皮。我饿得变成了细脖子，细腿，鼓起的肚皮薄得像一层纸。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难免成为我创作的素材，我的长篇小说《平原上的歌谣》，就是以这段生活为线索写成的。不仅是这部小说，我的多篇小说都有家庭生活的影子，也有我个人经历的影子。家庭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最深刻，给我的情感财富也最多。
我甚至突发奇想，觉得每一篇小说都像一个家，它的紧密的人物关系，自然的情节结构，饱满的情感元素，以及日常生活的趣味，都与家有类似的地方。我们从家里出来，再回到家里去，写每一篇小说的过程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家庭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生命的体验，同时给了我们写作的素材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家庭对写作者的塑造力，一个写作者人格的形成，主要来自家庭的塑造。而作者的人格对作者的写作是决定性的，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还有，我们的写作需要有持久的情感动力的推动，这个情感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家庭，来自家庭里的亲人。
我们不得不注意到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家庭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几世同堂、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几乎没有了，家庭单位越来越小，家庭成员越来越少。不少年轻人为了摆脱家庭的约束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愿意结婚成家，有的年轻人就是组织了家庭，却不愿意要孩子。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，2008年秋天我去加拿大，听说那里有的家庭是同性恋者组成的。显然，那样的家庭已不是原始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家庭，而是一种异化的家庭。那样的家庭不可能实现人口的再生产，不再担负繁衍生命的使命。这些有关家庭的新课题，值得我们写作者关注和探究。
关于家，在汉语的语境里还有一种解释，它是一种衡量事物的尺度，也是一种标准。比如我们称赞一个人的小说写得好，就说他写得很到家。再比如我们评价一个人讲话到位，就说这话算是让他说到家了。我今天的发言不知离到家还有多远，请大家批评。
我们所继承的主要是审美趣味
——在2011年首届中意文学论坛上的发言
这次论坛的议题有多个，我所选择的议题是“古典文学的继承与当代文学的繁荣”。实在说来，这个议题对我来说有些大。中国、意大利以及全世界的文学典籍汗牛充栋，而我所读到的古典文学书籍恐怕连九牛一毛都不到。一个读书不多的人，面对这个宏大的议题，我一时无从下口。想来想去，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比较感性的故事。
我小的时候，由祖父负责看管。我祖父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，却喜欢穿长衫，留胡须，崇尚斯文。祖父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好，是听故事。他不识字怎么办呢？就把别人的书借来，请我们村识字的老先生念给他听。老先生念得咿咿唔唔，摇头晃脑。祖父听得眼睛微眯，十分沉醉。我那时刚学会走路，急于用腿感知一切，在祖父怀里老也不老实。老先生一开念，我就挣着身子，要往外跑。祖父对他的孙子是负有责任的，我要是脱离了他的看管，万一掉进屋后的水塘里就不好了。所以祖父紧紧搂着我，绝不让我脱离他的怀抱。祖父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玩具，只有把我的手拿在他的胡子上，让我给他捋胡子。我一边玩祖父的胡子，一边听老先生念书。老先生念的是什么，我根本听不懂，听着听着，像听催眠曲一样，我就睡着了。这给我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以后到学校上学时，老师一念课文，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打瞌睡。为此我曾挨了不少老师的粉笔头。祖父临去世前，提出的惟一要求，是把他的藏书放进棺材里，供他作枕头用。在帮助母亲整理祖父为数不多的藏书时，我才知道了，祖父的藏书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三侠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之类。
我讲这个祖父和我的故事是想说明，古典文学作为一种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，不是我们想不想接受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问题。像祖父这样强制性、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作品灌输给我的情况，也许不多见。更多的情况是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潜移默化中，古典文学的东西就跑到我们的脑子里来了。我们不仅知道了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、情节和细节，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、信仰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等，也多是从古典文学中得来的。可以说，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，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性格。不管搞多少次文化运动，也不管进行何等规模的文化革命，这些基本的东西都难以改变。
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，谁都得承认自己是华夏子孙。同样，作为一个中国的写作者，谁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。古典文学是源，是本，有了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继承，后来的文学创作才会是有源之水，有本之木。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，其作者曹雪芹，显然是继承了中国诗学的审美趣味，以及受到《金瓶梅》《西厢记》等作品的影响，才创作而成的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不少意味深长的诗词，在那些诗词里，我们每每可以读到唐诗宋词的韵致。曹雪芹对《西厢记》肯定是赞赏的，他不仅让具有自由精神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都爱读《西厢记》，还借黛玉之口，称赞《西厢记》“曲词警人，余香满口”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，在继承了古典文学的基础上，才诞生了伟大的《红楼梦》。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过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，我以为孔子所说的温故，就是广泛地阅读典籍，复习所学的知识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。而知新，是在温故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索，获得新的领悟，开始新的创作。
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，我们应从中继承一些什么。我们不可能全盘继承，只能有选择的继承。我个人的体会是，我们从古典文学所继承的不是结构故事的方法，不是叙事的技巧，不是语言的风格，也不是什么知识。一句话，我们继承的不是实的东西，而是虚的东西。这个虚的东西就是审美趣味。不管是古典文学，还是当代文学，其创作过程都是一种审美过程。而每个作者的审美趣味是不同的，确有高级趣味、中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。作者是这样，读者也是这样。从人的本性中的生物性来讲，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低级趣味的东西。当代读物市场上，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之所以大行其道，不是别的原因，主要是人们的低级审美趣味在作祟。严格地说，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不能算是文学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，它起码应该超越人的生物性，达到精神和灵魂性的层面。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，凡是保留下来并流传不衰的经典作品，都是有着极高品位的作品，都是高雅的作品。比如李白、白居易的诗，苏东坡、李清照的词，还有曹雪芹的小说，他们的作品无疑都有着极深远的境界和极高雅的审美趣味，都有着超凡脱俗的精神在里头。我们反复吟诵着他们的作品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审美趣味也会提高。一旦我们的审美趣味提高了，就会对低级趣味的东西产生排斥感和免疫力。审美趣味也是眼界，我们眼界提高以后，就不会再降下来，将终生受益。事情果真如此的话，我想我们就算得到了古典文学的精髓。
对中国以外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继承，我想得较多的是杂交这个词。野草与小麦杂交而产生的小麦新品种，不仅可以抗倒伏，抗病虫害，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。稻米产量的成倍增长，也是水稻杂交的功劳。近年来中国的粮食之所以持续增产，中国人之所以不再饿肚子，与广泛推广农作物杂交技术是分不开的。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频频杂交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。这次意大利与中国举行的文学论坛，也是一次两国作家互相学习、互相借鉴的过程。通过这样的交流，我希望能催生新的更优秀的作品。
作者档案
刘庆邦：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七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牛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等三十余部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。根据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意等外国文字。